华北光復的浪潮,如同奔涌的黄河水,衝垮了日军经营数年的堡垒,也涤盪著这片古老土地上盘根错节的旧秩序。
    当八路军的红旗插上一座座城头,当“解放”、“民主”、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口號响彻城乡,一场比军事胜利更深刻、更触及亿万普通人根本利益的变革,正在悄然拉开序幕。
    在冀中平原腹地,一个叫小王庄的村庄,七月的太阳毒辣辣地照著。村东头那棵百年老槐树下,黑压压地挤满了人。
    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孩子,几乎全村能动弹的人都来了。空气中瀰漫著汗味、尘土味,以及一种前所未有的、混合著紧张、期待和难以置信的亢奋。
    槐树下摆了一张从地主家搬来的八仙桌。桌后站著几个人,为首的是个三十来岁、穿著洗得发白的八路军军装、戴著眼镜的干部,他是县里派下来的土改工作队长,姓陈。
    旁边是区小队的战士,还有本村的农会主任——一个以前给地主扛了半辈子长工、老实巴交的汉子,王老栓。
    人群前方,几个穿著绸衫、面色灰白、低头垂手站著的人格外显眼。他们是小王庄最大的地主赵阎王和他的两个儿子,还有一个是村里的保长,姓李,也是赵家的狗腿子。
    “乡亲们!静一静!”陈队长拿起一个铁皮喇叭,声音洪亮,“今天,咱们小王庄召开全村大会!会议就一个內容——实行减租减息,土地改革!”
    “哗——”人群爆发出巨大的骚动。虽然早就有风声,但当这话真的从八路军干部嘴里说出来时,许多人还是觉得像在做梦。
    “土地是咱们农民的血汗养出来的!可多少年来,咱们累死累活,打下的粮食,一多半要交租子,欠下的债,利滚利永远还不清!
    咱们住的破屋,是租地主的;咱们种的地,是租地主的;咱们借的粮,是地主的!一年到头,吃不饱,穿不暖,还得看地主的脸色,受保长、甲长的气!这日子,公平吗?!”
    “不公平!”人群里有人喊了出来,是村里的愣头青二牛。
    “对!不公平!”更多的人跟著喊起来。压抑了太久的愤怒和委屈,被点燃了。
    陈队长指著赵阎王:“赵有財,你来说说,你家有多少地?都是怎么来的?”
    赵阎王哆嗦了一下,头垂得更低,囁嚅道:“回……回长官的话,家里……有地四百三十亩……都是祖上……勤俭持家,慢慢置办下的……”
    “放你娘的狗屁!”一个苍老而激动的声音炸响。人群分开,一个拄著拐杖、满头白髮、瘦得皮包骨头的老汉颤巍巍地走出来,是村里最穷的王三爷。
    “赵有財!你还有脸说祖上置办?你爷爷当年就是个放印子钱的,逼死了我爷爷,强占了我家十亩好地!
    我爹给你家扛活,累吐了血,你爹说干活不利索,扣了工钱,还倒打一耙说我爹偷了你家粮食,把我爹活活打死了!
    我娘去告状,县太爷收了你的钱,把我娘赶了出来,我娘回来就上了吊!
    我王三,给你家扛了四十年长工,落下一身病,老了干不动了,被你像狗一样赶出来,就剩这半间破草棚!
    你赵家的地,哪一亩不是沾著咱们穷人的血?!”
    王三爷老泪纵横,泣不成声。他的话,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小王庄苦难记忆的闸门。
    “我爹也是给他们家修房子摔死的,一个子儿没赔!”
    “我闺女前年借了他家两斗高粱,利滚利,现在还不起,被他逼著去给他傻儿子当童养媳,去年冬天……投井了!”
    “我家的三亩水浇地,就是前年遭了灾,还不起租子,被他强行用低价『买』走的!那是我们家的命根子啊!”
    控诉声、哭喊声,此起彼伏。赵阎王和他儿子面无人色,保长更是嚇得瘫坐在地上。
    陈队长等大家情绪稍微平復,举起一份盖著大红印章的布告:“乡亲们!都看看!这是咱们华北行政公署颁布的《土地改革暂行条例》和《减租减息条例》!”
    “条例说了: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,实行耕者有其田!所有地主占有的土地,除留给其家属与普通农民同等的一份自耕地外,其余全部没收,分给无地、少地的贫苦农民!”
    “过去地主、富农收的地租,一律减少!借债的利息,也有最高限制,超过的一律作废!过去被强占、强买的土地,查实后要退还!”
    他每说一句,人群里的眼睛就亮一分,呼吸就急促一分。
    “现在,咱们就按条例办!”陈队长大手一挥,“农会主任,把咱们丈量好的土地册子,还有初步的分配方案,念给乡亲们听!”
    王老栓激动地手都有些抖,他拿起一个厚厚的、用毛边纸订成的大本子,旁边一个识字的后生帮他念。
    “赵有財家,共有土地四百三十亩。按政策,留给他家五口人每人三亩自耕地,共十五亩。其余四百一十五亩,全部没收!”
    “根据咱们村无地、少地农户的情况,初步分配如下:王三爷,孤寡一人,分水浇地五亩,旱地三亩!”
    名字一个接一个,土地一亩接一亩。
    分到地的人家,先是愣住,然后爆发出狂喜的哭喊,有的跪在地上磕头,有的抱住工作队员的腿,有的疯跑著回家报信。
    没念到名字的,焦急地等待著,但当听到“全村无地、少地农户共计八十七户,全部纳入分配,人人有份”时,所有人都沸腾了!
    “八路军万岁!”
    “感谢八路军!”
    “咱们有自己的地了!再也不用交租子了!”
    狂喜的声浪几乎要掀翻老槐树的树冠。
    许多老人摸著刚刚拿到手的、盖著农会红印和手指印的土地凭证,哭得像个孩子。年轻人兴奋地討论著哪块地肥,明年种什么。
    赵阎王一家,面如死灰地被区小队带走,等待进一步的审查和处理。他们的宅院、浮財,也被封存,部分粮食、农具、牲口,將分给最困难的农户。
    “乡亲们!”陈队长再次举起喇叭,压住欢呼,“地,分给大家了!但这只是第一步!咱们农民有了地,还要保卫胜利果实!还要努力生產,多打粮食,支援前线,建设咱们的新家园!”
    “我提议,咱们成立小王庄民兵队!年轻力壮的,自愿报名,发枪,训练,保卫咱们的村子,保卫咱们的地!”
    “我参加!”
    “算我一个!”
    “我也去!”
    呼啦啦站出几十个小伙子,个个眼睛发亮。
    “好!”陈队长赞道,“另外,村里马上要组织互助组,农忙时互相帮工;要办识字班,教大家认字;要修水渠,抗旱防涝……咱们的好日子,这才刚开头!大家有没有信心,把日子过好?”
    “有——!!!”
    震天的回答,在冀中平原的上空迴荡。小王庄,这个昔日被赵阎王压得喘不过气的村庄,在这一天,获得了新生。
    类似小王庄的场景,在华北光復区的成千上万个村庄,几乎同时上演。
    八路军的工作队,如同星星之火,撒向广袤的农村。他们发动群眾,成立农会、妇女会、民兵队、儿童团。
    清算恶霸地主,减租减息,分配土地。將原本死水一潭的乡村,搅动得天翻地覆,也將亿万农民的心,牢牢地系在了那面红旗之上。
    土地,是农民的命根子。谁能给农民土地,谁就能得到农民最朴素、也最坚定的支持。这条真理,再一次在华北大地上,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。
    而这场席捲华北农村的土地革命风暴,所產生的影响,远远超出了乡村的范畴。
    它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,开始猛烈地吸引、拉扯著周边地区,尤其是那些与华北接壤、仍处於国统区或日偽残余控制下的地区的普通士兵和民眾。
    河南,黄泛区边缘,一个叫张集的镇子。
    镇子不大,驻扎著国军一个营,番號是第xx军第xx师第xx团第2营。
    营长姓钱,是个靠关係和贿赂爬上来的旧军官,剋扣军餉,吃空额,欺压百姓,在本地名声很臭。
    营里大部分士兵,都是就地徵募或抓壮丁来的河南本地人。他们当兵,有的是为了一口饭吃,有的是被强拉来,真正想“报效党国”的没几个。
    最近一段时间,营里的气氛变得有些诡异。
    关於北边八路军“分田地”、“打土豪”的消息,通过各种渠道——逃荒过来的亲戚、走南闯北的小贩、甚至营里偷偷跑去北边看过又回来的士兵——在营中悄悄流传。
    起初只是零星耳语,后来渐渐成了公开的议论。
    “听说了吗?河北那边,八路军把地主的田都分了,穷人白得土地,不用交租!”
    “真的假的?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?”
    “我表舅从邯郸那边逃荒过来,亲口说的!他们村的地主被斗倒了,地全分给了扛活的,现在家家有地种,八路军还给发农具种子!”
    “那当兵的呢?八路军那边当兵啥样?”
    “那更不得了!说是官兵平等,当兵的有吃有穿,家里分了地,还能学文化!打仗受伤了有人管,牺牲了家里是烈属,受优待!”
    “乖乖……这比咱们这儿强到天上去了!咱们这,当官的吃香喝辣,当兵的饿得前胸贴后背,餉钱半年不见一个子儿!家里还被保长、甲长欺负……”
    “唉,別提了。我家就在北边三十里,去年黄河开口子,家里几亩薄田全淹了,老娘饿死了,我没办法才来当兵混口饭吃。要是八路军早点来……”
    类似的对话,在营房的角落、在站岗的哨位、在出操的路上,无处不在。士兵们的心思,早就飞了。
    营长钱德彪也听到了风声,又气又怕。他加强了对士兵的管控,严禁议论“北边”的事,违者军法处置。但他越是压制,底下的暗流就涌动的越厉害。
    七月十八日,一个普通却又不同寻常的傍晚。
    二连三班班长,一个叫刘大柱的豫北汉子,蹲在营房后的土墙根下,闷头抽著劣质的菸捲。
    他家里是佃农,爹娘兄弟都在黄泛区挣扎。
    他来当兵,一是躲灾,二是想著混个出身。可这几年下来,除了学会偷奸耍滑、討好上司,什么都没落下,还沾了一身兵痞气。
    “班长,想啥呢?”同班的王顺子凑过来,也是个河南兵。
    刘大柱没说话,只是狠狠吸了口烟。
    王顺子看看左右无人,压低声音:“班长,听说了吗?北边……八路军打到安阳了。安阳城里的大地主刘半城,被开大会斗了,家產全分,粮仓都打开了,分给穷人。城外的好地,也正在分呢。”
    刘大柱夹著烟的手指抖了一下。安阳,离他家不到一百里。刘半城,他爹当年就是给他家扛活累死的。
    “还有,”王顺子声音更低,“我有个远房表哥,以前在石友三的部队,后来起义了。
    托人捎信说,他在八路军那边挺好,当了班长,学了文化,上个月他们部队也在分地,他家分了八亩水浇地!他让家里人有机会,也往北边去。”
    刘大柱猛地抬起头,眼睛死死盯著王顺子:“信呢?”
    王顺子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。
    刘大柱就著昏暗的天光,费力地辨认著上面歪歪扭扭的字,確实是表哥的笔跡,还盖著个红色的戳,像是八路军的什么证明。
    “表哥说……八路军讲道理,愿意留下的欢迎,想回家的发路费。他家分地的事,千真万確,村里人都知道。”王顺子补充道。
    刘大柱沉默了,胸口剧烈起伏。手里的烟烧到了尽头,烫了手指他才猛地甩掉。
    他想起了家里破败的草房,想起了饿得皮包骨头的爹娘和弟弟妹妹,想起了自己在这边挨的打、受的气、被剋扣的军餉,也想起了刚才王顺子的话——“家家有地种”、“官兵平等”、“家里分了地”。
    一个疯狂的念头,如同野草,在他心里疯长。
    “顺子,”刘大柱声音沙哑,“你说……咱们要是……”
    他没说完,但王顺子懂了。王顺子眼中也闪过挣扎和渴望,但更多的是恐惧:“班长,这……这是叛逃,抓回来要枪毙的!”
    “留在这里,和死了有啥区別?”刘大柱咬牙,“天天受气,吃不饱,家里人也活不成。去北边,说不定有条活路,家里也能有地种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,眼中闪过一丝决绝:“我观察过了,东面岗哨的老王,也是咱们老乡,家里也遭了灾,早就对营长不满了。西边巡逻的那几个,也差不多。要是……”
    两人头碰头,在越来越深的暮色中,低声商议起来。
    接下来的两天,一种异样的平静笼罩著二营。
    但在这平静之下,刘大柱和王顺子,如同最耐心的猎人,悄悄地、谨慎地联络著他们认为可靠、同样对现状不满的同乡和士兵。
    他们不提“投八路”,只说“这日子没法过了”、“家里快饿死了”、“得想条活路”。但彼此心照不宣。
    七月二十日夜,机会来了。
    营长钱德彪被团部叫去开会,据说是商討“防范八路军渗透”和“加强军纪”。几个连排长也被叫去作陪。营里只剩下少数军官,戒备比平时鬆懈。
    深夜,月黑风高。
    刘大柱带著他联繫好的二十几个核心弟兄,悄悄摸到了武器库附近。武器库只有一个哨兵,正是被他们说通的老王。
    “老王,怎么样?”
    “没问题,钥匙我弄来了。里面的人喝了掺了蒙汗药的酒,都睡了。”老王低声说,递过一把锈跡斑斑的钥匙。
    刘大柱接过钥匙,手心全是汗。他深吸一口气,对身后的兄弟们说:“兄弟们,开弓没有回头箭。进了这个门,咱们就不是这边的兵了。怕的,现在可以回去,我刘大柱绝不怪他。”
    没人动。黑暗中,只有一双双发亮的眼睛。
    “好!都是好样的!”刘大柱用力一点头,轻轻打开武器库的门。
    库房里堆放著步枪、子弹、手榴弹。他们没有多拿,每人拿了一支步枪,儘量多带子弹和手榴弹。动作迅速而安静。
    拿好武器,他们匯合了王顺子联繫的另外三十多人,总共五十余人,出了营房,向镇子东面摸去。那里是通往八路军控制区的方向。
    然而,他们还是低估了钱德彪的狡猾。钱德彪早就对营里的不稳有所察觉,今晚的“团部会议”根本就是个幌子!他带著亲信和警卫排,就埋伏在营房外围!
    当刘大柱他们刚出镇子不远,身后突然亮起了火把,响起了枪声和吼叫!
    “站住!叛兵!”
    “开枪!打死他们!”
    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。刘大柱心里一沉:“中计了!快,进青纱帐!分散跑!往北!”
    五十多人顿时散开,衝进路旁一人多高的高粱地。身后追兵的火把和枪声紧追不捨。
    一场黑夜中的逃亡与追击,在豫北的田野上展开。
    刘大柱带著七八个人,拼命向北跑。高粱叶子刮在脸上生疼,但他顾不上了。身后追兵的叫骂和枪声越来越近。
    “砰!”身边一个兄弟闷哼一声,倒下了。
    “大柱哥,你们快走!我挡一下!”另一个弟兄喊道,转身趴在田埂后,朝著追兵的方向开火。
    “二嘎子!”
    “走啊!”
    刘大柱眼睛红了,但他知道不能停。他带著剩下的人,连滚带爬,继续向北。
    不知道跑了多久,穿过了几片高粱地,又蹚过一条小河。身后的枪声渐渐稀疏,最终消失了。但他们也跑散了。
    刘大柱身边,只剩下王顺子和另外两个弟兄,个个气喘吁吁,浑身泥水,狼狈不堪。
    天边,已经露出了鱼肚白。他们辨不清方向,只知道大概是在北边。
    “班长,咱们……到哪了?”一个弟兄虚弱地问。
    刘大柱摇摇头,舔了舔乾裂的嘴唇。他也不知道。但必须继续走,离开国统区越远越好。
    他们互相搀扶著,沿著一条田间小路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。又饿又累,几乎是凭著本能在移动。
    突然,前方小路上出现了几个人影,穿著灰布军装,戴著八角帽,手里端著枪,正警惕地看著他们。
    是八路军!刘大柱心里一紧,隨即又是一松。终於……到了吗?
    “站住!什么人?”对面的八路军战士喝道,枪口对准他们。
    刘大柱赶紧举起双手,用尽力气喊道:“別开枪!我们是……是从南边国军那里跑过来的!我们不想打內战,我们想投八路军!”
    对面沉默了一下。一个看起来像班长的八路军战士走上前,仔细打量著他们:“国军?哪个部分的?为什么跑过来?”
    刘大柱喘著气,快速说道:“长官,我们是第xx军第xx师第2营的。营长喝兵血,欺压弟兄,我们活不下去了。
    听说咱们八路军打鬼子,分田地,对老百姓好,我们就……就跑了。后面还有追兵,我们打散了……”
    八路军班长看了看他们狼狈的样子,又检查了一下他们身上背的国军制式步枪,对身后战士点点头:“搜一下身。”
    战士上前,仔细但不算粗暴地搜了身,除了武器弹药和一些零碎,没別的。
    “你们说想投八路军?”班长问。
    “是!长官!我们愿意打鬼子,愿意听八路军的!”刘大柱赶紧说,王顺子他们也连连点头。
    八路军班长想了想:“这事我做不了主。你们跟我去见我们连长。记住,別耍花样。”
    “不敢不敢!”
    刘大柱四人被押著,跟著这支八路军小分队,走了约莫二里地,来到一个小村庄。村口有简易工事和哨兵,正是八路军的一个前沿连队驻地。
    连长是个精悍的年轻人,听了班长的报告,又亲自询问了刘大柱他们。刘大柱把营里的情况、他们逃跑的原因,一五一十说了,特別强调了听说八路军分田地的事。
    连长听完,脸色缓和了一些:“你们跑过来,路上辛苦了。先吃饭,休息。你们的事,我们要向上级报告。
    八路军欢迎一切真心抗日、不愿打內战的同志。但也要审查清楚。只要你们没问题,愿意遵守纪律,我们欢迎。”
    很快,热腾腾的小米粥和窝头端了上来。刘大柱他们饿极了,也顾不得烫,狼吞虎咽。多久没吃过这么踏实的饭了?
    吃完饭,他们被安排在一间空房里休息。
    虽然条件简陋,但乾净,安全。刘大柱躺在土炕上,听著窗外村庄里鸡鸣犬吠,还有八路军战士操练的口號声,恍如隔世。
    下午,连部的文书来找他们谈话,详细登记了每个人的姓名、籍贯、家庭情况、在国军的经歷。態度很和气,就像拉家常。
    接著,又来了一位戴眼镜的政工干部,给他们讲了八路军的性质、纪律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又讲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和土地政策。
    当听到“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,是为穷人打天下的”、“在我们根据地,农民都分到了土地,自己当家作主”、“我们官兵平等,不许打骂士兵”时,刘大柱几个的眼睛越来越亮。
    这和他们在那边听的宣传,完全不一样!
    几天后,审查基本结束。刘大柱他们被確认没有问题。
    连长找他们谈话,给了几个选择:可以留下当八路军战士,但要从新兵开始;如果想回家,发给路费和通行证;如果暂时没想好,也可以先在后勤帮忙,看看再说。
    “我留下!”刘大柱毫不犹豫。
    王顺子和另外两个弟兄也选择留下。
    他们被编入新兵连,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
    训练很苦,但管饱,干部和气,教的都是打鬼子的真本事。
    休息时,有文化教员教识字,讲道理。周末,他们还被组织去帮附近的老乡收庄稼,老乡们端茶送水,亲热得不行。
    更让他们震撼的是,不久后,他们所在的连队,也接到了协助地方开展土改工作的任务。
    刘大柱亲眼看到,工作队员如何发动群眾,斗爭恶霸地主,丈量土地,把地契一张张发到那些和他爹娘一样穷苦的农民手里。
    看到那些农民捧著地契,又哭又笑,对著八路军旗磕头。
    那一刻,刘大柱彻底明白了,他选择的路,没有错。这里,才是他们这些穷苦人该待的地方。
    类似刘大柱这样,从河南、河北与华北根据地接壤的国统区“渗透”或乾脆成建制逃亡、投奔八路军的国军士兵,在1940年的夏天,並非个例。
    有的是不堪忍受长官压迫和饥寒交迫,像刘大柱一样,小股甚至单个逃亡。
    有的是在与我军接触或遭遇时,经过喊话和政策宣传,主动放下武器。
    甚至出现了整排、整连,在军官带领下,携带武器,越过战线,向八路军投诚的事件。
    他们中,有的是被抓壮丁的农民,有的是对重庆失望的爱国军人,有的是在地方派系斗爭中失势的部队。
    而来投奔的原因,也高度一致:听说八路军打鬼子厉害,听说八路军那边老百姓有地种,当兵的不受气。
    土地改革的政策,如同一块最强力的磁石,不仅牢牢吸住了根据地內的亿万农民,更產生了强大的“虹吸效应”,將周边国统区大量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苦农民和底层士兵,不断地吸引过来。
    这些投奔者的到来,不仅带来了兵员,更在政治上產生了巨大的衝击波。
    他们的现身说法,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地戳穿了重庆方面对八路军的污衊,也让“耕者有其田”、“官兵平等”等口號,变得更加真实可信,进一步动摇了国统区,尤其是临近华北地区国军的军心士气。
    对此,重庆方面暴跳如雷,严令各部队加强管控,封锁消息,严厉惩处逃亡者。
    甚至製造了几起屠杀疑似“通g”或逃亡士兵家属的惨案,试图以恐怖手段遏制。
    然而,高压带来的,往往是更激烈的反弹。逃亡並未停止,反而在一些部队中引发了更大的不满和骚动。
    光头和他的將领们惊恐地发现,他们不仅在地盘和军事上输给了八路军,在爭夺人心——尤其是最广大农民和士兵的人心上,正一败涂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