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城里见闻
从我农转非进城那天起，到职高一年级结束，身边除了在校认识的异性同学，几乎没什么玩伴。不是交不到朋友，是我不爱往人堆里凑。所以一到周末、寒暑假，我就一个人满城满山遍野地跑。哪儿热闹往哪儿钻，哪儿有人吹牛閒谈，我就凑在旁边静静听，听完了拍拍屁股走人，谁也不碍谁。
我看过蹲在路边下象棋的老头，为一步棋爭得脸红脖子粗，唾沫星子飞老远。看过街坊邻里拌嘴吵架，为了一句閒话翻出三年前的旧帐。看过年轻人一时衝动动手打架，拳头抡起来没章法，倒在地上的人嘴里还不服软。也看过小偷行窃被当场抓住，一群人围上去拳脚像雨点一样落下来，那偷儿抱著头蜷在地上，一声不吭。我没上前，也没走远，就站在人群外头看著。那会儿年纪小，不懂什么叫心酸，只觉得这世上的人，各有各的活法。
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，不讲什么时间先后，你当听我隨口嘮嘮往事就好。
我们学校就挨著大马路，正门一出来就是柏油路。每逢赶场天，天还没亮透，马路两边就摆满了小摊——卖菜的、卖肉的、卖针头线脑的、卖耗子药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人声鼎沸，格外热闹。中午放学，同学们都各自回家吃饭，我不急。家里就那几样菜，回去也是那副光景，不如顺著马路一路閒逛，看形形色色的人，听摊主和顾客你来我往地討价还价。在那个年头，买东西不讲价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你说个价，他还个价，你假装要走，他拉著你不放，一来一回，全是唾沫星子里的交情。那些话糙得很，可听著实在，不像后来商场里那些冷冰冰的价签，一个数字把人钉死在那里。
每年汛期发大水，学校外的马路总被洪水淹了。水浑得像黄泥汤，漫过路面半尺深，人淌著水走，裤腿湿到大腿根。南门外的大田里，总漂著上游衝下来的各种东西——木头、家具、死鸡死鸭，偶尔还有整扇的门板。听说有人去田里打捞，捡了不少物件，发了点小財。我从没去凑过这个热闹，只远远看过几回。不是不心动，是不敢。大水无情，这话不是说著玩的。每年汛期，总传来有人溺水的噩耗。我至今记得，有个刚考上大学的年轻人，陪著母亲进城，谁也不知道路边积水下藏著涵洞，母子二人不慎双双跌落。母亲被路人及时救起，我亲眼看著她坐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头髮湿漉漉地贴在脸上，十指抠著泥地，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那一幕我终生难忘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涨水，我出门必定只走马路中间，不熟悉的地方绝不靠近，也因此始终没敢去河边田里捡漏。
大水也淹过我家的小菜园。那时候我们家住一楼，后院有个小菜园，母亲种了些白菜、辣椒，平日里绿油油的，看著就喜人。汛期一来，河水倒灌，菜园成了水塘，白菜漂在水面上，辣椒秧东倒西歪。可那段日子反倒多了几分乐趣——水退了以后，园子里居然有鱼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游来的。我们一家人挽著裤腿，拿著盆子，在泥水里追著鱼跑，滑倒了爬起来，满身泥点子，笑声响得整栋楼都听见。捉过好几回鱼，每次都能捉个盆满钵满。只是后来再也没发过那样大的水，我们也搬去了山上，那段时光便成了回忆，每次想起来嘴角还带著笑。
平日里，我最爱去茶馆看人下象棋。
我们那边的茶馆，不像书里写的那样雅致。没有紫砂壶，没有檀香，没有说书先生拍醒木。就是几张八仙桌，十几条长板凳，地上磕满了瓜子壳和菸头。茶是盖碗茶，茶叶沫子沉在碗底，喝一口还要呸呸吐两下。可那里头的人，个个是角儿。
我那时候才十来岁，瘦得跟猴似的，往茶馆角落里一蹲，谁也不注意我。可我的眼睛耳朵没閒著。看那些老头子下棋，走一步想三步，举棋不定的时候手指头在膝盖上敲，敲得咚咚响。看输了棋的人拍桌子骂娘，贏了的人端著茶碗慢悠悠地喝，嘴角那点笑藏都藏不住。
也是在茶馆里，我见识了不少江湖规矩。
偶尔有外地的过江龙来拜码头，人往茶馆中间一坐，不点茶，不说话，只摆上三个茶杯，一字排开。当地的地头蛇一看就懂，立刻起身，不惊动旁人，悄悄去通报自家老大。那三个茶杯摆出来，意思就是：我来了，我是道上的人，我来捞钱了。这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刀光剑影，就是三个茶杯，安安静静搁在桌上，可那股子意思，比喊破嗓子都管用。
还有些事，本地人不便出手，也会用摆茶杯的方式请过路人接手。愿意接活的人便按规矩重摆茶杯——具体门道我就不多说了，说多了显得我在这行里待过似的。我没待过，我只是看过。
常年耳濡目染，我摸清了城里四门是谁的地盘，懂了谁给谁面子、谁又谁都不服。东门的老大讲义气，西门的老大心狠手辣，南门的人最多，北门的人最精。谁和谁面和心不和，谁见了谁要绕道走，谁一句话能摆平什么事——这些门道，书本上不教，学校里不考，可在街上混，不知道这些，你连路都走不稳。
这些市井阅歷，成了我立身的底气。
其实这份底气，早在刚上初一的时候就立住了。
那会儿我刚入学，穿著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，背著母亲缝的书包，怯生生地走进校门。城里的学校跟乡下的不一样，楼高，人多，连空气都带著一股陌生的味道。我还没来得及適应，就遇上了事。
那天放学，我背著书包往家走，走到巷口，几个街边的小流氓拦住了去路。他们比我大两三岁，叼著烟，歪著头，眼神里带著那种欺负人惯了的懒散。他们二话不说，一把抢过我的书包，甩手就扔到了路边的屋顶上。
那屋顶是青瓦铺的，书包落在上面，哗啦一声，几片瓦碎了。我站在下面，抬头看著我的书包——母亲缝的，里面装著新发的课本，还有半块没吃完的馒头。
那几个混混抱著胳膊看我笑话，等著我哭，等著我求饶。
我心里慌得很，心跳得咚咚响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可我脸上丝毫不露怯。我在茶馆里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——欺软怕硬，你越怂他越来劲。我沉著脸，盯著为首的那个，不紧不慢地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跟谁混的？”
他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这个瘦巴巴的新生敢这么问他。
我没给他反应的时间，隨即报出一个当地有名的名號——那是我在茶馆里听来的，知道那是这一片最不好惹的人物。我放话说：“我这就叫人过来，你们有本事別走。”
就这几句话，直接把那几个混混唬住了。
他们对视了一眼，脸上的表情从囂张变成了犹豫，从犹豫变成了慌张。为首的咽了口唾沫，嘴里的烟掉在了地上。他们不敢再囂张，连忙喊路边一个看热闹的同学爬上房顶，把我的书包取下来，拍了拍灰，恭恭敬敬还给了我。
为首的那个还赔著笑脸说了一句：“兄弟，误会，误会。”
我没接话，接过书包，拍了拍上面的灰，转身走了。步子不急不慢，跟平时走路一样。一直走到巷子尽头，拐了弯，確认他们看不见了，我才蹲下来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心跳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，后背的衣服全湿了。
可那以后，我就知道了一个道理——这世上的人，大多数是纸老虎。你不怕他，他就怕你。你腰杆挺直了，他就矮三分。
也正是这一次交锋，再加上后来在市井里、茶馆中攒下的见识，初中三年加职高一年，我在学校里、在外面都混得顺风顺水。没人敢欺负我，路上也从没被人敲诈勒索。身边的同学、街上的小混混，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，还送了我一个外號，叫“师爷”。
这外號怎么来的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大概是觉得我年纪不大，可什么事都懂一点，什么人都能搭上话，什么场面都不慌。不是那种衝锋陷阵的猛將，是那种坐在旁边出主意的人。
我自始至终，从没加入过任何帮派、任何团伙。不是没人拉我，是我不愿意。我心里清楚，那些帮派今天是朋友，明天可能就是仇人。你今天仗著谁的势，明天就要还谁的帐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风光的时候前呼后拥，落魄的时候连个送饭的都没有。
我不过是凭著年少时的一份硬气，和看遍市井人情练出的分寸，待人接物左右逢源，安安稳稳地走过了那段年少岁月。
不欠谁的，不怕谁的，不靠谁的。
走到哪儿，腰杆都是直的。
从我农转非进城那天起，到职高一年级结束，身边除了在校认识的异性同学，几乎没什么玩伴。不是交不到朋友，是我不爱往人堆里凑。所以一到周末、寒暑假，我就一个人满城满山遍野地跑。哪儿热闹往哪儿钻，哪儿有人吹牛閒谈，我就凑在旁边静静听，听完了拍拍屁股走人，谁也不碍谁。
我看过蹲在路边下象棋的老头，为一步棋爭得脸红脖子粗，唾沫星子飞老远。看过街坊邻里拌嘴吵架，为了一句閒话翻出三年前的旧帐。看过年轻人一时衝动动手打架，拳头抡起来没章法，倒在地上的人嘴里还不服软。也看过小偷行窃被当场抓住，一群人围上去拳脚像雨点一样落下来，那偷儿抱著头蜷在地上，一声不吭。我没上前，也没走远，就站在人群外头看著。那会儿年纪小，不懂什么叫心酸，只觉得这世上的人，各有各的活法。
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，不讲什么时间先后，你当听我隨口嘮嘮往事就好。
我们学校就挨著大马路，正门一出来就是柏油路。每逢赶场天，天还没亮透，马路两边就摆满了小摊——卖菜的、卖肉的、卖针头线脑的、卖耗子药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人声鼎沸，格外热闹。中午放学，同学们都各自回家吃饭，我不急。家里就那几样菜，回去也是那副光景，不如顺著马路一路閒逛，看形形色色的人，听摊主和顾客你来我往地討价还价。在那个年头，买东西不讲价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你说个价，他还个价，你假装要走，他拉著你不放，一来一回，全是唾沫星子里的交情。那些话糙得很，可听著实在，不像后来商场里那些冷冰冰的价签，一个数字把人钉死在那里。
每年汛期发大水，学校外的马路总被洪水淹了。水浑得像黄泥汤，漫过路面半尺深，人淌著水走，裤腿湿到大腿根。南门外的大田里，总漂著上游衝下来的各种东西——木头、家具、死鸡死鸭，偶尔还有整扇的门板。听说有人去田里打捞，捡了不少物件，发了点小財。我从没去凑过这个热闹，只远远看过几回。不是不心动，是不敢。大水无情，这话不是说著玩的。每年汛期，总传来有人溺水的噩耗。我至今记得，有个刚考上大学的年轻人，陪著母亲进城，谁也不知道路边积水下藏著涵洞，母子二人不慎双双跌落。母亲被路人及时救起，我亲眼看著她坐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头髮湿漉漉地贴在脸上，十指抠著泥地，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那一幕我终生难忘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涨水，我出门必定只走马路中间，不熟悉的地方绝不靠近，也因此始终没敢去河边田里捡漏。
大水也淹过我家的小菜园。那时候我们家住一楼，后院有个小菜园，母亲种了些白菜、辣椒，平日里绿油油的，看著就喜人。汛期一来，河水倒灌，菜园成了水塘，白菜漂在水面上，辣椒秧东倒西歪。可那段日子反倒多了几分乐趣——水退了以后，园子里居然有鱼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游来的。我们一家人挽著裤腿，拿著盆子，在泥水里追著鱼跑，滑倒了爬起来，满身泥点子，笑声响得整栋楼都听见。捉过好几回鱼，每次都能捉个盆满钵满。只是后来再也没发过那样大的水，我们也搬去了山上，那段时光便成了回忆，每次想起来嘴角还带著笑。
平日里，我最爱去茶馆看人下象棋。
我们那边的茶馆，不像书里写的那样雅致。没有紫砂壶，没有檀香，没有说书先生拍醒木。就是几张八仙桌，十几条长板凳，地上磕满了瓜子壳和菸头。茶是盖碗茶，茶叶沫子沉在碗底，喝一口还要呸呸吐两下。可那里头的人，个个是角儿。
我那时候才十来岁，瘦得跟猴似的，往茶馆角落里一蹲，谁也不注意我。可我的眼睛耳朵没閒著。看那些老头子下棋，走一步想三步，举棋不定的时候手指头在膝盖上敲，敲得咚咚响。看输了棋的人拍桌子骂娘，贏了的人端著茶碗慢悠悠地喝，嘴角那点笑藏都藏不住。
也是在茶馆里，我见识了不少江湖规矩。
偶尔有外地的过江龙来拜码头，人往茶馆中间一坐，不点茶，不说话，只摆上三个茶杯，一字排开。当地的地头蛇一看就懂，立刻起身，不惊动旁人，悄悄去通报自家老大。那三个茶杯摆出来，意思就是：我来了，我是道上的人，我来捞钱了。这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刀光剑影，就是三个茶杯，安安静静搁在桌上，可那股子意思，比喊破嗓子都管用。
还有些事，本地人不便出手，也会用摆茶杯的方式请过路人接手。愿意接活的人便按规矩重摆茶杯——具体门道我就不多说了，说多了显得我在这行里待过似的。我没待过，我只是看过。
常年耳濡目染，我摸清了城里四门是谁的地盘，懂了谁给谁面子、谁又谁都不服。东门的老大讲义气，西门的老大心狠手辣，南门的人最多，北门的人最精。谁和谁面和心不和，谁见了谁要绕道走，谁一句话能摆平什么事——这些门道，书本上不教，学校里不考，可在街上混，不知道这些，你连路都走不稳。
这些市井阅歷，成了我立身的底气。
其实这份底气，早在刚上初一的时候就立住了。
那会儿我刚入学，穿著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，背著母亲缝的书包，怯生生地走进校门。城里的学校跟乡下的不一样，楼高，人多，连空气都带著一股陌生的味道。我还没来得及適应，就遇上了事。
那天放学，我背著书包往家走，走到巷口，几个街边的小流氓拦住了去路。他们比我大两三岁，叼著烟，歪著头，眼神里带著那种欺负人惯了的懒散。他们二话不说，一把抢过我的书包，甩手就扔到了路边的屋顶上。
那屋顶是青瓦铺的，书包落在上面，哗啦一声，几片瓦碎了。我站在下面，抬头看著我的书包——母亲缝的，里面装著新发的课本，还有半块没吃完的馒头。
那几个混混抱著胳膊看我笑话，等著我哭，等著我求饶。
我心里慌得很，心跳得咚咚响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可我脸上丝毫不露怯。我在茶馆里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——欺软怕硬，你越怂他越来劲。我沉著脸，盯著为首的那个，不紧不慢地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跟谁混的？”
他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这个瘦巴巴的新生敢这么问他。
我没给他反应的时间，隨即报出一个当地有名的名號——那是我在茶馆里听来的，知道那是这一片最不好惹的人物。我放话说：“我这就叫人过来，你们有本事別走。”
就这几句话，直接把那几个混混唬住了。
他们对视了一眼，脸上的表情从囂张变成了犹豫，从犹豫变成了慌张。为首的咽了口唾沫，嘴里的烟掉在了地上。他们不敢再囂张，连忙喊路边一个看热闹的同学爬上房顶，把我的书包取下来，拍了拍灰，恭恭敬敬还给了我。
为首的那个还赔著笑脸说了一句：“兄弟，误会，误会。”
我没接话，接过书包，拍了拍上面的灰，转身走了。步子不急不慢，跟平时走路一样。一直走到巷子尽头，拐了弯，確认他们看不见了，我才蹲下来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心跳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，后背的衣服全湿了。
可那以后，我就知道了一个道理——这世上的人，大多数是纸老虎。你不怕他，他就怕你。你腰杆挺直了，他就矮三分。
也正是这一次交锋，再加上后来在市井里、茶馆中攒下的见识，初中三年加职高一年，我在学校里、在外面都混得顺风顺水。没人敢欺负我，路上也从没被人敲诈勒索。身边的同学、街上的小混混，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，还送了我一个外號，叫“师爷”。
这外號怎么来的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大概是觉得我年纪不大，可什么事都懂一点，什么人都能搭上话，什么场面都不慌。不是那种衝锋陷阵的猛將，是那种坐在旁边出主意的人。
我自始至终，从没加入过任何帮派、任何团伙。不是没人拉我，是我不愿意。我心里清楚，那些帮派今天是朋友，明天可能就是仇人。你今天仗著谁的势，明天就要还谁的帐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风光的时候前呼后拥，落魄的时候连个送饭的都没有。
我不过是凭著年少时的一份硬气，和看遍市井人情练出的分寸，待人接物左右逢源，安安稳稳地走过了那段年少岁月。
不欠谁的，不怕谁的，不靠谁的。
走到哪儿，腰杆都是直的。